加州Prop 65法案与消费欺诈诉讼高发，如何应对

近期，我们接触到的多家出海企业，已经收到加州Proposition 65六十天违法通知。有的是现有客户，有的是收到通知后前来咨询的企业。

这类通知正在给企业经营和Amazon平台运营带来现实风险。

收到六十天通知，不等于企业已经被法院认定违法。但它也不是一封可以交给业务人员简单回复的普通律师函。企业需要尽快确认：对方购买了什么产品，实验室检出了哪种物质，检测结果能否与相关标准比较，以及企业是否真正负有警示义务。

目前常见的涉案物质不只有PFAS。PFAS是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统称，因为在环境中很难分解，媒体常称其为“ 永久化学物质” 。它不是一种化合物，而是包含近15000种化合物的一大类物质，不同PFAS的用途、风险和监管状态并不相同。

DEHP，即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也经常出现在消费品检测和Prop 65通知中。化妆品、户外用品、塑料制品、食品接触材料及其他日用消费品，都可能进入检测范围。

加州还有另一条并行的索赔路径。

原告不一定直接依据Prop 65起诉，也可能把“产品含有化学物质但未向消费者披露”写成消费者欺诈，进而提起消费者集体诉讼。常见诉由包括加州《消费者法律救济法》（CLRA）、《不正当竞争法》（UCL）、欺诈性隐瞒和保证违约。

两类案件的法律依据不同，但都会回到几个具体问题：产品中究竟有什么物质？含量是多少？消费者会受到多大暴露？送检样品能否代表涉案产品？企业是否负有警示或者披露义务？

下面这宗案件，由我在此前执业期间担任被告方主办律师。它虽然不是直接依据Prop 65提起的诉讼，但与Prop 65案件面对的是同一类核心问题：具体化学物质、暴露水平和披露义务。这个案件也说明，企业面对Prop 65通知或消费者欺诈集体诉讼，不应只做被动回应。尽早核查检测证据，在动议阶段提出主动而有针对性的反驳，才有机会把案件控制在费用和风险相对可控的阶段。

原告称产品含160 ppb的PFAS

案件于2024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立案。

被告是我方客户，一家在美国销售消费品的企业。两名加州消费者提起集体诉讼，由一家长期办理消费者集体诉讼的美国律所代理。

原告划定了全美购买者集体和加州购买者子集体，依据《集体诉讼公平法》主张联邦管辖，并称争议金额超过500万美元。

原告提出四项诉由：违反CLRA、违反UCL、欺诈性隐瞒，以及违反《统一商法典》第2-314条规定的默示适销保证。

四项诉由围绕同一个事实主张展开：涉案产品中的液体含有PFAS，企业却没有向消费者披露。

起诉状称，原告律师委托实验室检测产品，得到“160 ppb的PFAS” 结果。原告又称，这一结果“超过EPA每日口服暴露限值320倍”。为了说明160 ppb很高，起诉状还引用一项羽衣甘蓝研究，称研究人员在羽衣甘蓝中发现0.25 ppb的PFAS时已经感到震惊。

整份起诉状引用了白宫声明、EPA文件、媒体报道和二十多个脚注。数字、倍数和政府文件放在一起，很容易让人直接得出“严重超标”的结论。

我们没有停在这个结论上，而是把原告引用的材料逐项调出来核对。

160 ppb究竟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实验室究竟检出了什么。

PFAS包含近15000种化合物。不同PFAS的化学结构、用途和毒理资料并不相同。部分PFAS受到严格监管，也有部分PFAS经FDA批准用于特定食品接触材料。

因此，“检出PFAS”只是调查的起点。要进一步主张产品存在未披露的健康风险，至少要说明检出了什么。

本案起诉状没有说明160 ppb对应哪一种PFAS，也没有说明送检样品与两名原告购买产品之间的关系。

具体检测方法、样品流转和实验室底稿可以在证据开示阶段查明。但在起诉阶段，原告至少需要陈述足够事实，使法院能够合理判断：检测结果所涉及的具体物质是否具有其主张的风险，以及该结果为何能够代表两名原告购买的产品。

这不等于实验室一定没有检出PFAS 。问题在于，仅凭起诉状中的“160 ppb PFAS”，无法判断这个数字对应哪一种或者哪一组物质。

“超过320倍”是怎么得出的

第二个问题，是160 ppb与EPA标准能否直接比较。

原告引用的EPA文件提供的是口服参考剂量，即RfD，单位为毫克/千克体重/天。它衡量的是一个人按照体重计算的每日摄入剂量。

160 ppb衡量的则是产品中物质的静态浓度。

一个是剂量，一个是浓度。两者不能直接相除。

如果要从产品中的静态浓度推导人体每日暴露剂量，中间至少需要一套暴露评估，包括使用频率、单次接触量、暴露途径和人体吸收率。

原告没有提供这些数据，也没有给出转换模型。

所以，我方提出的不是“160 ppb一定安全”。我方提出的是一个更基础的问题：在没有暴露评估的情况下，如何从产品中的静态浓度，得出“超过EPA每日口服暴露限值320倍”的结论？

继续核查后，我们还发现，单位错配不是全部问题。

原告引用的EPA口服参考剂量，只针对全氟丙酸，即PFPrA这一种化合物。但起诉状没有主张涉案产品中检出了PFPrA。

原告采用的第二个比较基准，是一项羽衣甘蓝PFAS检测研究。我们核对研究列出的化合物后发现，其中没有PFPrA。

也就是说，第一个比较基准针对PFPrA，第二个比较基准涉及另一组PFAS，两者并不是同一种物质。它们却被同时用来与同一个“160 ppb”比较。

更重要的是，起诉状始终没有说明160 ppb本身对应什么：是某一种PFAS，是多种目标PFAS的合计，还是其他检测指标。

具体化合物没有对应，单位没有换算，暴露路径也没有建立，“320倍”就缺少必要的中间论证。

加州北区法院在此前的Bullard v. Costco Wholesale Corp. 一案中处理过相似问题。法院指出：“PFAS”不是一个可以自动打开联邦诉讼大门的咒语。

我方把这句话放在了驳回动议开头。

本案对Prop 65诉讼以及消费者欺诈诉讼的启示

本案起诉状确实指控产品没有PFAS警示。

两名原告称，他们购买产品前没有看到产品含PFAS的警示；起诉状也主张，被告没有在包装、网站和营销材料中披露PFAS。

但这不是Prop 65诉讼。

原告没有依据Prop 65提出请求，也没有发送Prop 65六十天通知。其诉前通知是依据Cal. Civ. Code §1782(a)发送的CLRA函件。最终提出的诉由，是CLRA、UCL、欺诈性隐瞒和默示适销保证违约。

Prop 65围绕列管化学物质、暴露水平和警示义务展开。消费者欺诈诉讼则可能主张，即使没有直接违反Prop 65，企业未披露产品含有某种物质，也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定。

路径不同，证据却有交叉。

在我方提交动议时，加州Prop 65 清单中与本案争议有关的PFAS 列管对象包括PFOA、PFOS和PFNA。原告没有主张实验室检出了其中任何一种，也没有说明检出的是其他哪一种PFAS。

这不能直接证明原告的全部请求必然失败。但它使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如果具体化合物都没有指明，应当依据什么判断企业负有披露义务，又应当依据什么判断消费者受到的暴露构成实质风险？

本案说明，加州化学物质索赔已经不限于传统的Prop 65六十天通知。同一份检测结果，可能被用于不同的法律路径。企业不能只问“这是不是Prop 65案件”，还要问“对方实际主张的物质、暴露和损害是什么”。

我方提交了三份动议

2024年5月，原告发出第一封CLRA诉前函。2024年10月正式起诉，11月提交修改起诉状。

2025年4月3日，我方提交驳回动议。4月15日，又提交剔除动议和澄清动议。三份动议安排在同一个听证日处理。

第一份是驳回动议。

在驳回动议中，我方把“超过EPA限值320倍”作为重点。160 ppb是产品中物质的静态浓度，EPA的口服参考剂量则以毫克/千克体重/天计算。没有使用频率、接触量和吸收率等暴露数据，两者不能直接比较。起诉状也没有说明检出的是哪一种PFAS。

基于这些问题，我方依据FRCP 12(b)(1) 质疑原告是否充分陈述了具体损害，依据12(b)(6)主张四项请求缺少成立所需的事实基础，并依据Rule 9(b)指出，欺诈类请求没有具体说明谁在何时、以什么方式作出了什么误导性陈述。

第二份是剔除动议。

我方依据FRCP 12(f)，把拟剔除的内容逐项列成表格，包括成段的背景材料、全部脚注、产品图片，以及“实质近似产品”等模糊表述。

这份动议的重点不是否认PFAS可能带来健康风险，而是要求诉状回到本案事实：什么产品、什么化合物、什么陈述，以及两名原告受到什么损害。

第三份是澄清动议。

我方依据FRCP 12(e)，要求原告就14个问题作出更明确的陈述。其中包括：每一项诉由所依据的PFAS具体类型或化学式是什么，“实质近似产品”包括哪些产品，集体期间是什么，以及欺诈性陈述由谁、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作出。

三份动议处理的是三个不同层次。

驳回动议挑战请求能否成立；剔除动议处理与具体请求缺少关联的内容；澄清动议要求原告把无法合理答辩的模糊之处写清楚。

这样处理的目的，是在证据开示开始前，把诉状中的法律问题、证据问题和范围问题分别摆到法院面前。

案件停在证据开示之前

三份动议原定于2025年5月20日合并听证。听证前，双方达成令客户满意的和解。5月27日，原告对我方客户撤诉，并注明with prejudice。

案件至此结束，没有进入证据开示。

这一点对企业很实际。

证据开示通常是消费者集体诉讼中费用最难控制、商业信息暴露风险最高的阶段。企业可能需要处理产品配方、供应链文件、销售数据、内部沟通和电子资料。即使最终胜诉，过程本身也可能付出很高成本。

本案的应诉策略很明确：在进入证据开示前，先把原告的检测主张逐项核对，再通过三份动议，把具体化合物、暴露计算和诉状中的关键缺陷摆到法院面前，争取尽早控制案件成本和风险。

收到六十天通知，先做什么

收到Prop 65六十天通知或者CLRA诉前函，不能不理，也不宜只看到化学物质名称就立即谈金额。

第一，区分法律路径。Prop 65六十天通知、CLRA通知和已经提交的联邦集体诉讼，程序要求不同，不能混在一起处理。

第二，核查具体物质。对方说的是DEHP 、PFOA 、PFOS 、PFNA ，还是笼统的PFAS？实验室检测的是具体化合物、目标物质合计，还是替代指标？

第三，核查样品。涉案产品与企业实际销售的产品能否对应？型号、批次和供应商是否一致？

第四，核查单位和暴露。产品中的化学物质浓度，不等于消费者每日实际暴露剂量。比较之前，要先看单位是否一致，中间是否有可靠的暴露分析。

第五，建立企业自己的检测底档。PFAS、DEHP、其他邻苯二甲酸酯、重金属及与具体品类有关的列管物质，都应结合材料、配方和供应链情况进行检测。报告要能够对应具体产品、批次和供应商，不能只保留一份无法追溯的通用报告。

第六，重新检查Prop 65警示。企业应结合具体列管物质、暴露水平、销售渠道和现行警示格式，判断是否以及如何提供警示。警示标签不是可以随意套用的万能答案。

应诉也不等于一定打到庭审。很多消费者集体诉讼的重要决策点，都发生在动议阶段和证据开示之前。企业真正需要的，是尽早判断对方证据能证明什么、不能证明什么，再决定是回复、整改、谈判还是应诉。

面对一封Prop 65六十天通知，或者一份写着“160 ppb”“320倍”和“永久化学物质”的起诉状，企业既不能假装没有风险，也不必先接受对方给出的结论。

先问清楚：检测了什么，单位能不能比较，暴露是否达到法律标准，警示义务从哪里产生。

这些问题，往往决定了案件真正的价值。

本文作者邓宏昌律师在此前执业期间担任本案被告方主办律师。

邓宏昌，LawMay P.C.（美国路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美国加州执业。

本文基于公开法庭记录撰写，不构成法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