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s / 法律觀察
Kangol LLC v. Hangzhou Chuanyue案後,SAD案件對華電郵送達的標準趨於嚴格,中國企業或迎來對抗濫訴的“新武器”
Author
Peter Li
美國(加州)執業律師 · 中國執業律師
Published
2026-08-07 · 15 min read
TL;DR
2026年5月29日,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Kangol LLC v. Hangzhou Chuanyue Silk Import & Export Co. (No. 25-2205)一案中作出二審判決,推翻了下級法院駁回被告申請撤銷缺席判決的裁定,改變了長期以來在Schedule A(SAD)案件
一、美國第七巡迴法院裁定對華電子郵件送達違反《海牙送達公約》
2026年5月29日,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在Kangol LLC v. Hangzhou Chuanyue Silk Import & Export Co. (No. 25-2205)一案中作出二審判決,推翻了下級法院駁回被告申請撤銷缺席判決的裁定,改變了長期以來在Schedule A(SAD)案件中普遍採用電子郵件送達這一司法實踐。
第七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有三個層面的內容:第一,《海牙送達公約》具有排他性,法院指出只要屬於公約適用範疇,那麼公約中所規定的送達方式就構成一個封閉體系(a closed universe),其規定的送達方式即為唯一合法途徑。第二,電郵送達在中國境內受限,法院認為無論第十條的郵遞(postal channel)是否包括電子郵件形式,中國在加入公約時明確對第十條提出保留(即反對第10條適用),因此如果公約適用,本案原告對中國境內的被告進行電子郵件送達違反條約義務。第三,只有在受送達人地址不明的情況下才能夠排除公約的適用,法院認為地區法院必須先確定原告在查明被告實體地址上是否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reasonable diligence / reasonably diligent efforts),這是判斷《海牙送達公約》是否適用的關鍵,也是Kangol案發回重審後的核心爭點。
<img src="media/image1.png" style="width:4.88403in;height:1.52986in" alt="4dbbcef31df9348cafc70a7d366b075e" />(圖一:Kangol案第七巡迴法院裁定書)
Kangol案並未一刀切地禁止所有對華電子郵件送達,如果原告能夠證明其確實無法查明被告的實體地址(即滿足《海牙送達公約》第一條“地址不明”的條件),則公約不適用,電子郵件送達仍可能被允許。但第七巡迴法院認為這一問題應該由伊州北區聯邦法院重審裁定。由此可見,美國對向在華當事人電郵送達的司法審查趨於嚴格,極大提高了原告的訴訟成本、延長訴訟持續時間,這一裁定對中國賣家來說或許是利好訊息。
二、Kangol案前後“合理勤勉努力”標準的變與不變
Kangol案後,法院如何判斷“地址已知”,判斷標準是提高還是進一步明確?《海牙送達公約》第1條規定,公約“適用於民事或商事案件中需要向國外送達司法文書或司法外文書的所有情形”,但“如果送達對象的地址不明,則公約不適用”。由此可見,受送達人地址是否已知是公約適用的門檻問題,而判斷地址是否“不明”的標準是,原告在申請電子送達時,是否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reasonable diligence)去查明和核實被告的郵寄地址。
這一標準在Kangol案前後並無變化,變化的是法院審查這一標準的嚴格程度和舉證要求。Kangol案前採取的是較為寬鬆的電子送達批准,伊州法院在Schedule A案件中幾乎例行公事地批准電子郵件送達動議,原告往往只需籠統地聲稱“被告是中國的電商賣家,難以確定其真實身份和地址”,法院便予以批准。例如,在Alastin Skincare, Inc. v. Schedule A (No. 1:25-cv-00259)案中,原告在法律備忘錄中提出電子送達訴訟文書動議,僅提及“調查被告顯示,幾乎沒有商店在電商平臺上提供完整準確的實體地址”“地址可能不完整、虛假,和/或並非電商平臺運營者的實際所在地”,籠統地對附件A所有被告進行可能性概述,其中包括中國賣家,同時稱電子郵件送達是更為可靠、有效的方式,而法院對此的態度是認可,批准原告電子送達的動議,“電子送達程序不違反任何條約,符合正當程序,因為它有效地將本案的待決情況告知了被告”。
<img src="media/image2.png" style="width:3.55625in;height:2.40139in" />(圖二:Alastin Skincare案中原告提交的Memorandum)
<img src="media/image3.png" style="width:4.53889in;height:1.00069in" alt="圖5" />(圖三:Alastin Skincare案中法官批准原告請求的Minute)
然而,Kangol案後採取的是更為嚴格的個案審查。僅僅依靠籠統的、缺乏證據支持的主張遠遠不夠,原告必須提交補充性文件,詳細說明其為確定地址的具體措施。Alastin Skincare, Inc. v. Schedule A案的同一法官在未決的Gregory Gorham v. Schedule A (No. 1:25-cv-13745)一案中要求原告出具補充訴狀,闡明排除公約適用的原因,面對原告律師提出的“過去的調查和對線上市場帳戶的發現表明,被告似乎向線上平臺提供了虛假的實際地址資訊,以逃避全部責任。例如,許多被告用於註冊其線上市場帳戶的姓名和實際地址不完整,包含隨機輸入的字母,未包含城市或州,或使用了隱藏這些資訊的隱私服務”,法官當前的態度是“這些關於被告公開地址可靠性的空泛斷言並不能替代實際的盡職調查(actual diligence)”。
<img src="media/image4.png" style="width:4.60417in;height:1.59097in" alt="圖6" />(圖四:Gregory Gorham案中法官的態度)
當前,從Kangol案後的多個案件可以看出,法院認可的“合理勤勉努力”措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方式:1.“第三方平臺資訊調取+地圖檢索+網路平臺數據檢索”。在Wumei Lin v. Schedule A (No. 1:26-cv-6771)案中,原告通過法院快速證據開示調取 TikTok 官方留存賣家註冊原始資訊;隨後使用百度地圖和谷歌地圖檢索這些地址,確認僅能定位到片區而無法確認是否為被告的實際收件地址;後又通過國內工商平臺企查查(Qichacha)逐一對商家主體檢索核驗,發現絕大多數無法匹配到工商主體,少數匹配到的則是多家無關企業、無有效經營地址;最後將全部平臺數據、地圖、工商檢索截圖整理成統一附件提交法院留證。2.測試郵寄。在Yoeu Inc v. Aamorgan (No. 1:26-cv-04605)案中,原告通過一家能夠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運營的快遞服務對亞馬遜平臺上提供的賣家地址進行測試投遞,追蹤結果顯示“投遞資訊不正確/不完整/缺失”。
<img src="media/image5.png" style="width:3.70556in;height:2.5in" alt="圖7" />(圖五:Yoeu案中原告提出的測試郵寄證據)
三、送達抗辯的原被告攻防與法院態度
(一)送達方在調查受送達方實際地址時是否盡到合理勤勉努力(reasonable diligence)
原告主張其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但被告地址依舊不明,符合公約第1條例外,因此《海牙送達公約》不適用,電郵送達合法有效,被告則證明其存在實際地址且實際地址易被發現並獲取,以證明原告並未盡到合理勤勉努力。
第一,“合理勤勉努力”的舉證標準。Chen v. Schedule A (No. 1:26-cv-1894)案中,原告的替代送達動議沒有提交任何宣誓書等支持性證據,僅籠統地聲稱“類似的賣家經常提供虛假資訊以隱藏身份”、“很少有被告店鋪公開顯示地址”、“交易平臺不驗證地址”,法院明確指出,原告沒有提供任何明確資訊說明其為確定任何特定被告的地址做了什麼,也沒有說明這些努力是否合理,且原告在後來的文件中承認其至少知道兩名被告的地址,法院也因此認定原告未能證明其已盡到合理勤勉義務,撤銷了缺席判決、TRO和初步禁令。由此可知,籠統的聲明已不再適用,原告必須詳細闡述其為查明實際地址做出的具體措施,同時如果存在多名被告,必須對每一名被告出具個案化調查證明。
第二,原告主張“地址不明”與被告證明“地址已知”的證據對抗。在Kangol 案中,原告認為被告地址相互矛盾且指向露天市場攤位,被告則堅持其地址是公開、易被找到的;TV Tokyo Corp. v. Schedule A (No. 124-cv-08964)案中,被告反駁的原告“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的角度是,原告早在起訴前3個多月就在被告的阿里店鋪下單測試,訂單系統自動生成了完整的中國實體收貨地址,但原告依舊刻意隱瞞這一事實、拒絕走海牙正規送達,該案法院最終態度是認定送達存在瑕疵。
第三,判斷“地址是否已知”的時間節點。被告為證明其地址易被獲得,會從“能獲得但未獲得”的角度進行論證,認為原告能夠輕而易舉從第三方平臺獲得被告實際地址資訊。在Evans v. Schedule A (No. 1:26-cv-02726)案中,被告提出“一旦(第三方)平臺向原告提供了真實實體地址,被告地址就不再未知”,但原告稱其在申請電子送達時尚未收到任何第三方的證據開示材料,主張判斷地址是否已知應以申請電子送達當日的調查結果為準,不能以後續證據開示可查到地址來倒推送達違法。
(二)被告是否因參與訴訟程序而“行為棄權”了送達抗辯
被告在不知情或未有效送達的情況下進行的初步溝通,不應被視為對送達抗辯的行為棄權。在Kangol案中,原告主張,被告在缺席判決作出後拖延10個月才質疑送達違法,期間僅開展和解談判,應視為放棄對送達瑕疵的異議權,且時隔近一年才申請撤銷判決,違反“合理期限”要求,動議逾期。法院駁回了原告關於被告已放棄送達異議以及撤銷缺席判決動議不及時的主張。法院認定,僅憑和解談判本身並不構成對送達異議的放棄,被告行為並未讓原告有合理預期其將實體應訴、或造成法院程序資源無謂消耗,同時被告在得知原告實際強制執行判決後2個月內申請救濟,屬於合理情形。
被告雖然參與實體流程,但首份答辯即及時提出管轄異議,且全程持續書面重申送達瑕疵,強制防禦行為不構成對送達、管轄權抗辯的放棄。在TV Tokyo Corp. v. Schedule A (No. 1:24-cv-08964)案中,原告主張,被告雖以送達瑕疵為由提出抗辯,但長期參與實體訴訟(提交答辯、動議、證據開示材料等)已構成對送達和管轄權抗辯的放棄。被告則主張,其參與訴訟是因資產被凍結而被迫進行的防禦行為,並非主動放棄管轄權異議的自願訴訟行為;且其在首份答辯中即明確提出了送達瑕疵和管轄異議,並全程持續書面重申,完全滿足了聯邦規則第12(h)(1)條及時保留抗辯的要求。法院最終支持被告,認定文書送達程序不合法。
(三)原告是否濫用Schedule A程序合併過多被告
Kangol案後,有法官開始主動審查Schedule A案件合併被告的適當性。例如,Matthew F. Kennelly法官在Capcom Co. v. Schedule A (No. 1:26-cv-06323)案、Huang v. Schedule A (No. 1:26-cv-07889)案、Dong v. Schedule A (No.1:26-cv-07967)案中均指出,對於Kangol案後提交的案件,由於確定電子送達適當性所需的時間和負擔增加,將不允許合併超過15名被告。
<img src="media/image6.png" style="width:4.02778in;height:1.70486in" alt="72d14642-81f6-4c6a-8074-dcf3165036ed" />(圖六:Matthew F. Kennelly法官要求SAD案件被告不超過15人)
四、Kangol案啟示
該案釐清了美國法律文書送達中國跨境電商當事人中的模糊地帶,對於中國國內企業出海抗辯或維權均具有啟發意義。
對於出海抗辯(作為被告)而言,嚴格適用《海牙公約》是一種程序正義的迴歸,如今電子郵件送達不再是繞過海牙公約的“捷徑”,原告必須通過中央機關等正式渠道完成送達或至少證明其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仍無法查明地址,這極大地保障了中國企業作為被告獲得正當程序通知的權利,有效抵禦程序突襲。同時,由於原告必須為每一名被告分別提交具體的盡職調查證據,大大增加了程序成本和舉證難度,為被告提供更多抗辯空間。
對於出海維權(作為原告)而言,不能再以籠統的陳述獲得電子郵件送達許可,必須舉證證明其已盡到“合理勤勉努力”。同時,如果向法院申請“快速證據開示程序”(Expedited Discovery),以向電商平臺獲取被告資訊,其中包含被告實際地址,那麼在申請電子郵件送達許可時,應當做好風險預警。即使許可獲批,後續判決仍可能因程序瑕疵而被撤銷。
作者簡介:李健超律師是美國 LawMay P.C. 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具有中國和美國(加州)執業律師資格,以及在伊利諾州北區等聯邦法院的出庭資格。
李律師畢業於復旦大學,主要業務領域為跨境爭議解決(主要為智慧財產權爭議,尤其是跨境電商相關的糾紛)和境內外企業合規。在跨境電商相關的智慧財產權與合規領域,李律師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曾在多起案件中代表跨境企業應對專利、商標、版權等智慧財產權糾紛。
李律師專注於跨境電商及企業合規領域的法律服務,具有處理ADA(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美國殘疾人法案)網站無障礙合規案件的實踐經驗。同時,李律師在加州 Proposition 65、產品質量與安全合規、產品責任等領域為眾多企業提供法律諮詢與爭議解決服務。
非常感謝實習生林純熙對本文作出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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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律師專注於跨境爭議解決(尤其是跨境電子商務領域的糾紛)、企業合規以及公益法律服務。在跨境電商相關的智慧財產權與合規領域,李律師具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曾多次代表跨境企業應對專利、商標、版權等智慧財產權糾紛,通過專利分析、出席應訴、談判和解等方式成功為客戶解決相關糾紛,爭取有利的結果。
同時,他擅長處理 ADA(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美國殘疾人法案)網站無障礙合規案件,對 ADA Title III、WCAG 標準、網站及移動端無障礙要求、常見訴訟模式(如“高頻原告”與“高頻律師”)以及企業的應對策略均有深入研究與豐富經驗,在多起 ADA 案件中成功通過訴訟、談判或技術整改方案為客戶爭取有利結果。
在從事律師業務之前,李律師曾任職於一家世界 500 強企業的法務部,最初負責國內外商業爭議管理,隨後被派駐公司拉丁美洲子公司擔任法務經理,負責當地的企業合規事務。這段經歷使他深刻理解跨國企業的運營模式、爭議解決、風險管理需求及合規體系建設。
此外,李律師在公益法與非營利組織法(NPO Law)領域亦積累了豐富經驗,長期為公益機構、基金會及社會企業提供法律合規諮詢服務,曾為包括一家州級葡萄酒行業協會在內的多家機構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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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中美跨境爭議解決的美國精品律所。專注於美國聯邦智慧財產權訴訟、337 調查、產品責任糾紛及重大商事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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