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ights / 法律觀察
自己的原創圖出現在別人的美國版權登記裡?我們如何在美國版權訴訟中反擊原告“原創證據”
Counsel of Record
Hongchang Deng
美國(加州)執業律師(Bar #354529)· USPTO 商標律師 · 中國專利代理師
Published
2026-09-06 · 18 min read
TL;DR
LawMay代理一名跨境電商賣家應訴美國聯邦版權訴訟。原告取得TRO(臨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後,我們發現其版權登記中的多張圖片,與我方客戶此前形成並用於Amazon銷售的產品照片一致;此後,原告為證明自己創作在先,又提交所謂歷史研發記錄,其中多張圖片被我
案件摘要: LawMay代理一名跨境電商賣家應訴美國聯邦版權訴訟。原告取得TRO(臨時限制令,Temporary Restraining Order)後,我們發現其版權登記中的多張圖片,與我方客戶此前形成並用於Amazon銷售的產品照片一致;此後,原告為證明自己創作在先,又提交所謂歷史研發記錄,其中多張圖片被我們追溯至我方客戶Amazon產品後來出現的買家評論。我們提交PI反對意見後,原告撤回對我方客戶的全部訴請;此後又連續對其他被告撤訴,法院最終駁回preliminary injunction(初步禁令,PI)並解除TRO。
兩千多年前,《左傳》記載過一件小事。
邾國大夫黑肱帶著一塊土地叛逃到魯國。以他的身份,本來未必值得《春秋》留下姓名;但正因為他帶地叛君,《春秋》反而把他的名字明確記了下來。
《左傳》因此發了一段議論:有些人幹了不義之事,本來並不想留下什麼名聲,只想拿到實際利益、把事情悄悄做過去;但《春秋》偏偏把他們的名字記下來,讓這種不義“弗可滅已”——再也抹不掉。於是才有: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
這就是“欲蓋彌彰”的出處。
兩千多年以後,在我們代理被告的一起美國聯邦版權訴訟中,原告也上演了一齣“欲蓋彌彰”。
以下是我們親自代理的、迄今為止最荒誕的一起美國版權案件。本文對當事人、店鋪、產品、法院及部分時間資訊作了匿名化處理。文中關於證據真實性、證據偽造等表述,均系我方根據案件證據在訴訟中提出的主張;因為原告對我方客戶及時撤訴,法院最終沒有就我方提出的證據偽造問題作出事實認定。
美國版權訴訟的一紙TRO,讓一個女孩第一次做出的爆款戛然而止
一輛車停在 LawMay 深圳辦公室樓下。這次來拜訪我們的,是一位年輕女孩,以及她焦急的父親。“我的女兒已經好幾天沒有睡覺了。”這位父親見到我們的第一面就對我們說。
女孩剛從大學畢業不久,此後一直自己做跨境電商。整整兩年時間的日夜拼搏,這是她第一次做出一款爆款產品,銷量已經衝進品類前列。但很快,一紙來自美國聯邦法院的 TRO,讓這一切戛然而止。在此之前,她甚至不知道什麼是 TRO。她只知道,原本每天還在持續出單的產品突然被下架,而原因是發生在地球另一邊的一起美國版權訴訟。
她找到我們時,事情看起來像一場普通的競爭對手之間的版權侵權爭議。原告主張自己擁有版權,認為女孩銷售的產品侵犯其作品;女孩則突然面對一個陌生的美國聯邦案件,以及已經實際影響店鋪經營的 TRO。由於案件中的部分關鍵材料處於密封狀態,她那時並不知道原告的版權究竟登記了什麼圖片。
我們先按一件正常的版權案接手,然而原告後來發給我們的一批訴訟文件,直接顛覆了我們的認知。
我們向原告索取未密封文件,卻在其版權登記裡看見了客戶自己的照片
由於案件處於早期禁令階段,部分關鍵訴訟材料處於密封狀態。為了弄清楚原告究竟主張什麼作品、依賴什麼登記以及拿什麼證據申請 TRO,我們向原告律師索取了相應的未密封版本。
收到文件後,我們把原告用於版權登記的送存圖片(deposit copies),與客戶的 Amazon 店鋪資料放在一起比對,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原告登記中的多張圖片,與我方客戶的產品照片畫素級一致。
而這些照片裡的產品,明明就是女孩自己參與設計、製作的;照片也是她這一方拍攝,再上傳到自己的 Amazon 店鋪銷售。
案件到這裡徹底變了。如果相關人員明知這些照片並非原告創作,卻仍將其作為原告作品申請版權登記,並進一步在聯邦法院通過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的具結陳述,就重大創作、權利或者證據事實作出明知虛假的陳述,那麼問題就可能進一步觸及聯邦偽證罪(perjury)。根據 18 U.S.C. § 1621,最高可判處5年監禁。
但客戶怎麼說,只能作為調查的起點。我們還需要能夠經受法庭檢驗的客觀證據。
早期設計手稿、同期聊天記錄和RAW原片,還原客戶完整創作過程
我們讓客戶把產品正式上架以前留下的東西全部找出來,搜尋當時真實形成的原始記錄。很快,一批訴訟發生很久以前就已經形成的材料被重新翻了出來。
其中有早期設計手稿。頁面上保留著大量計算、調整、劃改和重新設計的痕跡,可以清楚看到產品從最初構思到逐步定型的過程。這些並非為了訴訟後來整理出來的“研發說明”,而是產品開發過程中自然留下的工作記錄。
同期微信聊天記錄又接上了打樣、修改和拍攝。聊天裡討論產品的外觀、細節、不同版本和拍攝安排,隨後還有一批相機直接生成的原生 RAW 文件。文件保留著拍攝時間、裝置資訊和連續編號,能夠一路追溯到實際拍攝。Amazon 後臺再把時間向後接上:產品隨後公開銷售併產生訂單。
這些證據拼在一起,產品的形成過程很清楚:設計、打樣、修改、拍攝、上架、銷售。再把原告的登記圖與客戶的商品照片和 RAW 原片並排比對,多張圖片都能夠一路追溯到客戶自己的拍攝。
用我們當時法庭文件裡的話說,原告的登記圖就是客戶照片的 “pixel-level copies”。
我們隨後把核心證據交給原告律師,說明我們發現的問題,並要求原告重新核查相關材料後撤訴。原告方仍未撤訴。此後,我們又正式送達 Federal Rule of Civil Procedure 11 的 safe-harbor notice(Rule 11 制裁安全港通知),再次把證據真實性問題擺到對方面前。原告方最終仍選擇繼續申請 preliminary injunction。
我們之所以把問題儘早、儘可能具體地告知對方律師,也有一個很現實的考慮。訴訟律師接觸到的歷史事實,大量來自客戶,律師通常不可能親歷聊天記錄、網頁、研發文件和照片形成的全過程。一旦客觀記錄開始與客戶提供的材料發生嚴重衝突,對方律師至少應該有機會重新核驗,以免自己也被一套有問題的事實帶進執業風險裡。
原告既然決定繼續申請 PI,就必須證明自己比我們更早。於是,一套所謂更早形成的“研發記錄”出現了。
為了證明自己更早,原告拿出了一套“歷史研發記錄”
原告提交了一套新的材料,主張其產品早在客戶開始開發之前便已經完成設計和打樣,隨後又通過自己的獨立網站上線併產生銷售。同時提交的,還有所謂設計草圖、歷史聊天記錄和網站後臺截圖。
兩套時間線不可能同時為真。我們開始逐項核查,很快發現這些所謂“研發記錄”中存在一系列無法解釋的矛盾。
所謂“歷史研發原圖”,其實來自我方客戶產品後來出現的Amazon買家評論
原告提交的所謂早期聊天記錄中,有多張產品圖片。
我們逐張比對,結果全部追溯到了一個讓人震驚的源頭:它們全部來自我方客戶 Amazon產品頁面的買家評論區,而這些評論的發布時間均晚於原告所聲稱的“研發時間”一年到三年不等。
這些買家照片經過後期處理,替換了背景、調整了顏色,然後出現在原告所謂更早形成的聊天記錄中。作為原告早期“研發原圖”提交的這些圖片,除了背景和調色不同,產品本體的構圖、拍攝角度和每一個細小的瑕疵,與評論區買家曬圖完全一致。
我們在法庭文件中將這種處理概括為:
“background replacement and color manipulation.”
事情因此變得很可笑。要麼相信原告的說法,就意味著多個來自美國不同地區的 Amazon 買家分別拿到了原告早年的內部研發照片,用高超的電腦技術加工以後再上傳成自己的評論照片;要麼相信一個更簡單的故事:原告從我方產品評論區取圖,加工以後,再把這些後來才出現的照片包裝成所謂更早的研發記錄。
這也正是我們後來向法院提出的指控。我方 PI 反對意見將相關部分直接列為 “Plaintiff's Purported ‘Development’ Evidence Is Fabricated”,並專門指出所謂歷史聊天記錄使用了我方客戶 Amazon 買家評論照片。
所謂“設計草圖”同樣經不起細看。雖然草圖右下角精心標有2023年某月某日的日期,但缺少連續的設計過程、中間版本和修改痕跡,第一次出現時已經接近完整成品,與客戶保存下來的、經過多次迭代的早期設計手稿形成鮮明反差。
所謂歷史聊天記錄裡,同一個漢字竟然出現不同字型
在原告提交的另一組所謂歷史聊天記錄裡,同一段對話中的同一個漢字,出現了不同字型、字號和字重。有些差異甚至出現在據稱由同一個人發送的訊息中。
我們用正常聊天環境將同一段內容重新復現並進行對照。原告提交的截圖出現了正常聊天記錄中不應出現的文字渲染差異,因此我們在訴訟中主張,這些記錄存在事後製作、修改或者重構的明顯跡象。
單看字型差異,當然不足以證明整份聊天記錄系偽造。但此時,同一套所謂研發記錄裡的多張圖片已經全部對應到後來 Amazon 買家的評論照片,聊天截圖本身又出現異常。
我們繼續往下查。
原告稱網站早已上線銷售,但當時連域名都沒有
原告方提交的 under penalty of perjury 具結書明確聲稱,產品早已在其獨立站上線併產生銷售。為了證明這一點,原告還提交了一張網站後臺截圖,上面顯示了一個更早的發布日期。
於是我們查了 WHOIS。
結果發現,其獨立站域名的註冊時間,晚於原告聲稱已經通過該網站上線產品並完成銷售的時間。
也就是說,按照原告提交給法院的時間線,它在網站還不存在的時候,就已經通過這個網站上線並銷售了涉案產品。
我們繼續查 Wayback Machine。原告聲稱該產品早已上線,但在其聲稱上線後的歷史抓取記錄中,這個產品頁沒有出現;多年後的另一份抓取記錄裡,它仍然沒有出現。直到時間線進入本案訴訟期間,Wayback Machine 的抓取記錄中才出現這個產品頁。
最後,我們又從網站伺服器記錄中發現了涉案圖片的 HTTP Last-Modified 時間異常。Last-Modified 本身只能反映文件最後一次被寫入伺服器的時間,不能單獨證明圖片首次上傳的日期;但它與域名註冊時間、歷史快照以及原告自己主張的上線時間放在一起,就成為檢驗這條時間線的另一塊拼圖。我們當時的文件也將這些資料結合起來提出質疑。
這些記錄單獨拿出來,都未必足以證明一切。但放在一起,矛盾已經十分集中:所謂早期研發圖片來自後來出現的 Amazon 評論區;所謂歷史聊天記錄出現異常字型;所謂早已營業的網站,當時連域名都沒有;所謂早已存在的產品頁,在之後的網際網路歷史快照裡又沒有出現。
原告為了證明自己更早,拿出的材料越來越多;而每多一份材料,就多一個新的破綻。
到這裡,我們已經在 PI 反對意見中把原告的所謂研發材料稱為 fabricated “development” evidence,並主張整套記錄反映了 “a deliberate effort to deceive the Court.”
這是我方根據案件證據向法院提出的訴訟主張,並非法院最終作出的事實認定。
但事情還沒完。原告自己提交的 PI 材料裡,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
版權登記在個人名下,但“原告本人”卻不願參與本案
案件起訴時,涉案版權登記在一名自然人名下。
到了 PI 階段,原告方自己提交的材料顯示,這位版權登記上的“原告本人”早已停止為相關公司工作,而且:
“expressed the desire not to be involved in the current lawsuit.”
她不願參與這場訴訟。
更奇怪的是,她雖然是登記證上記載的作者和 claimant,卻始終沒有就作品如何創作、權利如何取得以及被告如何侵權,向法院提交自己的具結書。與此同時,原告方告訴法院,她正在把版權轉讓給相關公司。
這也是我們第一次在美國智慧財產權訴訟中見到這樣的“接力賽”。
於是,作品究竟由誰創作、版權究竟屬於誰、這場訴訟究竟由誰在推動,都開始成為問題。而所謂“正在簽署”的版權轉讓,到 PI hearing 時又出了新的狀況。
PI反對意見提交後不久,原告撤回對客戶的全部訴請
原告提交 PI 材料後,我們在很短時間內完成回應,並向法院提交了數十頁 Opposition to Preliminary Injunction 和大量配套證據。早期設計手稿、同期聊天、RAW 原片、Amazon 上架和訂單記錄、Amazon 買家評論圖、聊天截圖異常、WHOIS、Wayback 和網站記錄,都被系統整理進了我們的反對意見。
Opposition 入冊後不久,原告提交了對我方客戶對撤訴通知。或許是原告終於決定及時收手,或許是原告律師重新審視材料後,對其客戶提供證據的真實性風險有了新的判斷。具體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無論如何,這一次,事情在越過更危險的邊界前停了下來。
我方客戶沒有支付和解款,沒有簽署任何和解協議,也沒有對未來產品作出任何停售承諾。因為撤訴發生在法院最終審理這些證據問題之前,法院也沒有認定相關材料系偽造,也沒有認定任何人構成 perjury。
從同行角度看,本案真正值得警惕的,恰恰是律師很容易遇到的一種風險:客戶交來一套看起來完整的事實和證據,律師據此推進案件;等到案件深入推進,才發現其中一些關鍵環節根本無法相互印證。
所幸,本案最終沒有繼續沿著這條路走下去。隨著問題被不斷揭示,原告及時撤訴,對方律師也得以離開危險的懸崖。
然而,對我們的客戶而言,這場訴訟到此宣告終結,但法院裡的案件還在繼續。
對我方客戶撤訴後,原告連續撤訴,法院最終駁回PI並解除TRO
原告撤回對我方客戶的訴訟以後,又陸續對多名其他被告撤訴。到了 PI hearing,當時已經只剩下一部分被告仍在案件中。
我們的客戶雖然已經退出案件,但此前提交的證據仍然留在案卷裡。於是,仍然留在案件中的律師開始了接力。
PI hearing 上,其他被告律師把我們此前發現的問題直接帶到了法官面前。他告訴法官,涉案版權登記複製了已經退出案件的一名被告的照片;隨後又指控,原告從該被告產品的 Amazon reviews 中取走買家照片,“manipulated them with Photoshop”,再把這些圖片當作自己的創作證據提交法院。
“This is outrageous, Your Honor. This is completely falsified.”
庭審隨後轉向另一個問題:涉案版權登記為什麼將作品申報為 Group of Unpublished Works,而原告在本案提交的“創作證據”又主張自己早已公開銷售相關產品。
在法官追問下,原告律師解釋,將作品申報為 unpublished 是此前代理人犯下的 “clerical mistake.”
法官隨即追問:
“So you’re acknowledging that your client doesn’t have a valid copyright?”
原告律師堅持版權有效,只是登記需要修改。
隨後,前面提到的版權轉讓問題也被帶到庭上。原告方表示,版權已經從個人轉讓給公司;其他被告律師當場指出,原告提交的轉讓文件對應的是另一份版權登記,並不是本案正在主張的這一份。
原告當天提交的文件進一步顯示,已經完成轉讓的是另一組作品,並非本案正在主張的這組作品。
轉錯了作品。
經過法官進一步追問,原告律師確認:
“She transferred the one but then not the other one.”
至此,案件形成了一個極其奇怪的局面:版權登記在一個已經離開相關公司的自然人名下;這個人本人不願參與案件,也始終沒有就核心事實向法院作證;原告方稱要把版權轉讓給公司,到了 PI hearing,卻發現已經完成轉讓的是另一組作品。
法官聽到這裡,直接問了一句:
“Who is running the case?”
由於這只是一個早期的禁令聽證,法官沒有在這裡認定誰偽造了證據,也沒有最終裁定誰才是真正作者。對於眼前高度爭議的權屬問題,他使用的表述是 “hotly contested issue.” 隨後,法院駁回 preliminary injunction 動議,並解除 TRO。
尾聲
本案中,我們在原告的版權登記中發現了與我方客戶此前形成的原創圖片高度一致的內容;在我們提出質疑並要求重新核查相關材料後,原告又提交了一套所謂歷史創作材料,其中多張圖片被我們追溯到我方客戶產品後來出現的 Amazon 買家曬圖。
正如《出埃及記》20:16 中那句極為古老的戒律:
“Thou shalt not bear false witness against thy neighbour.”
數千年過去,法庭依然是這句話最不應該被忘記的地方。在商業世界裡,競爭對手某種意義上也是彼此的 neighbour。
原告最終可以撤訴,但已經提交給法院的無法自洽的證據和陳述,不會因此從歷史中消失。
本文所載案件結果均為真實發生之具體案例,僅供參考。案件結果受多種因素影響,因人因案而異,過往業績不代表未來結果,不構成對類似案件結果之任何保證或承諾。
承辦律師 / Counsel of Record
LawMay P.C.(美國路邁律師事務所)作為本案承辦律所,由 Richard Deng 律師(Hongchang Deng,CA Bar No. 354529)主持代理本案全程訴訟程序。
Partner · LawMay P.C.
鄧律師主要從事中國及美國商品及服務爭議解決,以及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涉外智慧財產權訴訟與無效確權業務,並辦理中美商標申請及中國專利申請。常年服務跨境工貿企業、跨境電商、電子煙行業、科技製造業等領域,為財富 500 強、國際連鎖品牌、出海科技品牌等多家中外知名企業提供常年及專項法律服務。
在跨境電商爭議領域,鄧律師專注 Schedule A 批次訴訟的被告應對,包括臨時限制令(TRO)項下的店鋪帳戶與資金解凍、通過確認不侵權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DJ)與“反向 TRO”動議爭取恢復被下架的商品連結與店鋪經營,以及亞馬遜帳戶凍結申訴、品牌備案(Brand Registry)爭議等平臺糾紛的代理。在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鄧律師代理多起確認不侵權之訴(DJ),取得了恢復商品上架、並禁止對方繼續投訴的“反向 TRO”與“反向初步禁令(反向 PI)”。他熟悉 Schedule A 案件高發的伊利諾州北區、佛州南區等聯邦法院的程序節奏,能在中美時差下迅速響應、把握應訴與和解的時間窗口。
在涉外電子煙與 FDA 監管領域,鄧律師為電子煙及新型菸草企業提供覆蓋確權、合規到維權的全流程代理,涵蓋行業智慧財產權維權與 337 調查、PMTA 上市前申請與 STN 狀態爭議、FDA 執法防禦(警告信、營銷拒絕令 MDO、進口扣留 Import Alert),以及美國海關(CBP)清關合規與扣押貨物申訴。
他代理的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多次榮獲“廣東省智慧財產權行政保護典型案例”“廣東省商業秘密保護大事件”“深圳律師承辦智慧財產權十大典型案例”“深圳市侵害商業秘密典型案例”“深圳律師國際貿易、投資領域典型案例”“廣東智慧財產權保護協會年度智慧財產權推薦學習案例”等專業榮譽。
他代理的商品及服務貿易糾紛、智慧財產權等爭議解決案件涉案標的額總計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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