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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MAY路邁

Insights / 法律觀察

加州Prop 65法案與消費欺詐訴訟高發,如何應對

Author

Hongchang Deng

美國(加州)執業律師(Bar #354529)· USPTO 商標律師 · 中國專利代理師

Published

2026-07-20 · 12 min read

TL;DR

近期,我們接觸到的多家出海企業,已經收到加州Proposition 65六十天違法通知。有的是現有客戶,有的是收到通知後前來諮詢的企業。

近期,我們接觸到的多家出海企業,已經收到加州Proposition 65六十天違法通知。有的是現有客戶,有的是收到通知後前來諮詢的企業。

這類通知正在給企業經營和Amazon平臺運營帶來現實風險。

收到六十天通知,不等於企業已經被法院認定違法。但它也不是一封可以交給業務人員簡單回覆的普通律師函。企業需要儘快確認:對方購買了什麼產品,實驗室檢出了哪種物質,檢測結果能否與相關標準比較,以及企業是否真正負有警示義務。

目前常見的涉案物質不只有PFAS。PFAS是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的統稱,因為在環境中很難分解,媒體常稱其為“ 永久化學物質” 。它不是一種化合物,而是包含近15000種化合物的一大類物質,不同PFAS的用途、風險和監管狀態並不相同。

DEHP,即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也經常出現在消費品檢測和Prop 65通知中。化妝品、戶外用品、塑膠製品、食品接觸材料及其他日用消費品,都可能進入檢測範圍。

加州還有另一條並行的索賠路徑。

原告不一定直接依據Prop 65起訴,也可能把“產品含有化學物質但未向消費者披露”寫成消費者欺詐,進而提起消費者集體訴訟。常見訴由包括加州《消費者法律救濟法》(CLRA)、《不正當競爭法》(UCL)、欺詐性隱瞞和保證違約。

兩類案件的法律依據不同,但都會回到幾個具體問題:產品中究竟有什麼物質?含量是多少?消費者會受到多大暴露?送檢樣品能否代表涉案產品?企業是否負有警示或者披露義務?

下面這宗案件,由我在此前執業期間擔任被告方主辦律師。它雖然不是直接依據Prop 65提起的訴訟,但與Prop 65案件面對的是同一類核心問題:具體化學物質、暴露水平和披露義務。這個案件也說明,企業面對Prop 65通知或消費者欺詐集體訴訟,不應只做被動回應。儘早核查檢測證據,在動議階段提出主動而有針對性的反駁,才有機會把案件控制在費用和風險相對可控的階段。

原告稱產品含160 ppb的PFAS

案件於2024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北區聯邦地區法院立案。

被告是我方客戶,一家在美國銷售消費品的企業。兩名加州消費者提起集體訴訟,由一家長期辦理消費者集體訴訟的美國律所代理。

原告劃定了全美購買者集體和加州購買者子集體,依據《集體訴訟公平法》主張聯邦管轄,並稱爭議金額超過500萬美元。

原告提出四項訴由:違反CLRA、違反UCL、欺詐性隱瞞,以及違反《統一商法典》第2-314條規定的默示適銷保證。

四項訴由圍繞同一個事實主張展開:涉案產品中的液體含有PFAS,企業卻沒有向消費者披露。

起訴狀稱,原告律師委託實驗室檢測產品,得到“160 ppb的PFAS” 結果。原告又稱,這一結果“超過EPA每日口服暴露限值320倍”。為了說明160 ppb很高,起訴狀還引用一項羽衣甘藍研究,稱研究人員在羽衣甘藍中發現0.25 ppb的PFAS時已經感到震驚。

整份起訴狀引用了白宮聲明、EPA文件、媒體報道和二十多個腳註。數字、倍數和政府文件放在一起,很容易讓人直接得出“嚴重超標”的結論。

我們沒有停在這個結論上,而是把原告引用的材料逐項調出來核對。

160 ppb究竟是什麼

第一個問題,是實驗室究竟檢出了什麼。

PFAS包含近15000種化合物。不同PFAS的化學結構、用途和毒理資料並不相同。部分PFAS受到嚴格監管,也有部分PFAS經FDA批准用於特定食品接觸材料。

因此,“檢出PFAS”只是調查的起點。要進一步主張產品存在未披露的健康風險,至少要說明檢出了什麼。

本案起訴狀沒有說明160 ppb對應哪一種PFAS,也沒有說明送檢樣品與兩名原告購買產品之間的關係。

具體檢測方法、樣品流轉和實驗室底稿可以在證據開示階段查明。但在起訴階段,原告至少需要陳述足夠事實,使法院能夠合理判斷:檢測結果所涉及的具體物質是否具有其主張的風險,以及該結果為何能夠代表兩名原告購買的產品。

這不等於實驗室一定沒有檢出PFAS 。問題在於,僅憑起訴狀中的“160 ppb PFAS”,無法判斷這個數字對應哪一種或者哪一組物質。

“超過320倍”是怎麼得出的

第二個問題,是160 ppb與EPA標準能否直接比較。

原告引用的EPA文件提供的是口服參考劑量,即RfD,單位為毫克/千克體重/天。它衡量的是一個人按照體重計算的每日攝入劑量。

160 ppb衡量的則是產品中物質的靜態濃度。

一個是劑量,一個是濃度。兩者不能直接相除。

如果要從產品中的靜態濃度推導人體每日暴露劑量,中間至少需要一套暴露評估,包括使用頻率、單次接觸量、暴露途徑和人體吸收率。

原告沒有提供這些資料,也沒有給出轉換模型。

所以,我方提出的不是“160 ppb一定安全”。我方提出的是一個更基礎的問題:在沒有暴露評估的情況下,如何從產品中的靜態濃度,得出“超過EPA每日口服暴露限值320倍”的結論?

繼續核查後,我們還發現,單位錯配不是全部問題。

原告引用的EPA口服參考劑量,只針對全氟丙酸,即PFPrA這一種化合物。但起訴狀沒有主張涉案產品中檢出了PFPrA。

原告採用的第二個比較基準,是一項羽衣甘藍PFAS檢測研究。我們核對研究列出的化合物後發現,其中沒有PFPrA。

也就是說,第一個比較基準針對PFPrA,第二個比較基準涉及另一組PFAS,兩者並不是同一種物質。它們卻被同時用來與同一個“160 ppb”比較。

更重要的是,起訴狀始終沒有說明160 ppb本身對應什麼:是某一種PFAS,是多種目標PFAS的合計,還是其他檢測指標。

具體化合物沒有對應,單位沒有換算,暴露路徑也沒有建立,“320倍”就缺少必要的中間論證。

加州北區法院在此前的Bullard v. Costco Wholesale Corp. 一案中處理過相似問題。法院指出:“PFAS”不是一個可以自動開啟聯邦訴訟大門的咒語。

我方把這句話放在了駁回動議開頭。

本案對Prop 65訴訟以及消費者欺詐訴訟的啟示

本案起訴狀確實指控產品沒有PFAS警示。

兩名原告稱,他們購買產品前沒有看到產品含PFAS的警示;起訴狀也主張,被告沒有在包裝、網站和營銷材料中披露PFAS。

但這不是Prop 65訴訟。

原告沒有依據Prop 65提出請求,也沒有發送Prop 65六十天通知。其訴前通知是依據Cal. Civ. Code §1782(a)發送的CLRA函件。最終提出的訴由,是CLRA、UCL、欺詐性隱瞞和默示適銷保證違約。

Prop 65圍繞列管化學物質、暴露水平和警示義務展開。消費者欺詐訴訟則可能主張,即使沒有直接違反Prop 65,企業未披露產品含有某種物質,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定。

路徑不同,證據卻有交叉。

在我方提交動議時,加州Prop 65 清單中與本案爭議有關的PFAS 列管對象包括PFOA、PFOS和PFNA。原告沒有主張實驗室檢出了其中任何一種,也沒有說明檢出的是其他哪一種PFAS。

這不能直接證明原告的全部請求必然失敗。但它使一個問題無法迴避:如果具體化合物都沒有指明,應當依據什麼判斷企業負有披露義務,又應當依據什麼判斷消費者受到的暴露構成實質風險?

本案說明,加州化學物質索賠已經不限於傳統的Prop 65六十天通知。同一份檢測結果,可能被用於不同的法律路徑。企業不能只問“這是不是Prop 65案件”,還要問“對方實際主張的物質、暴露和損害是什麼”。

我方提交了三份動議

2024年5月,原告發出第一封CLRA訴前函。2024年10月正式起訴,11月提交修改起訴狀。

2025年4月3日,我方提交駁回動議。4月15日,又提交剔除動議和澄清動議。三份動議安排在同一個聽證日處理。

第一份是駁回動議。

在駁回動議中,我方把“超過EPA限值320倍”作為重點。160 ppb是產品中物質的靜態濃度,EPA的口服參考劑量則以毫克/千克體重/天計算。沒有使用頻率、接觸量和吸收率等暴露資料,兩者不能直接比較。起訴狀也沒有說明檢出的是哪一種PFAS。

基於這些問題,我方依據FRCP 12(b)(1) 質疑原告是否充分陳述了具體損害,依據12(b)(6)主張四項請求缺少成立所需的事實基礎,並依據Rule 9(b)指出,欺詐類請求沒有具體說明誰在何時、以什麼方式作出了什麼誤導性陳述。

第二份是剔除動議。

我方依據FRCP 12(f),把擬剔除的內容逐項列成表格,包括成段的背景材料、全部腳註、產品圖片,以及“實質近似產品”等模糊表述。

這份動議的重點不是否認PFAS可能帶來健康風險,而是要求訴狀回到本案事實:什麼產品、什麼化合物、什麼陳述,以及兩名原告受到什麼損害。

第三份是澄清動議。

我方依據FRCP 12(e),要求原告就14個問題作出更明確的陳述。其中包括:每一項訴由所依據的PFAS具體類型或化學式是什麼,“實質近似產品”包括哪些產品,集體期間是什麼,以及欺詐性陳述由誰、在什麼時間、以什麼方式作出。

三份動議處理的是三個不同層次。

駁回動議挑戰請求能否成立;剔除動議處理與具體請求缺少關聯的內容;澄清動議要求原告把無法合理答辯的模糊之處寫清楚。

這樣處理的目的,是在證據開示開始前,把訴狀中的法律問題、證據問題和範圍問題分別擺到法院面前。

案件停在證據開示之前

三份動議原定於2025年5月20日合併聽證。聽證前,雙方達成令客戶滿意的和解。5月27日,原告對我方客戶撤訴,並註明with prejudice。

案件至此結束,沒有進入證據開示。

這一點對企業很實際。

證據開示通常是消費者集體訴訟中費用最難控制、商業資訊暴露風險最高的階段。企業可能需要處理產品配方、供應鏈文件、銷售資料、內部溝通和電子資料。即使最終勝訴,過程本身也可能付出很高成本。

本案的應訴策略很明確:在進入證據開示前,先把原告的檢測主張逐項核對,再通過三份動議,把具體化合物、暴露計算和訴狀中的關鍵缺陷擺到法院面前,爭取儘早控制案件成本和風險。

收到六十天通知,先做什麼

收到Prop 65六十天通知或者CLRA訴前函,不能不理,也不宜只看到化學物質名稱就立即談金額。

第一,區分法律路徑。Prop 65六十天通知、CLRA通知和已經提交的聯邦集體訴訟,程序要求不同,不能混在一起處理。

第二,核查具體物質。對方說的是DEHP 、PFOA 、PFOS 、PFNA ,還是籠統的PFAS?實驗室檢測的是具體化合物、目標物質合計,還是替代指標?

第三,核查樣品。涉案產品與企業實際銷售的產品能否對應?型號、批次和供應商是否一致?

第四,核查單位和暴露。產品中的化學物質濃度,不等於消費者每日實際暴露劑量。比較之前,要先看單位是否一致,中間是否有可靠的暴露分析。

第五,建立企業自己的檢測底檔。PFAS、DEHP、其他鄰苯二甲酸酯、重金屬及與具體品類有關的列管物質,都應結合材料、配方和供應鏈情況進行檢測。報告要能夠對應具體產品、批次和供應商,不能只保留一份無法追溯的通用報告。

第六,重新檢查Prop 65警示。企業應結合具體列管物質、暴露水平、銷售渠道和現行警示格式,判斷是否以及如何提供警示。警示標籤不是可以隨意套用的萬能答案。

應訴也不等於一定打到庭審。很多消費者集體訴訟的重要決策點,都發生在動議階段和證據開示之前。企業真正需要的,是儘早判斷對方證據能證明什麼、不能證明什麼,再決定是回覆、整改、談判還是應訴。

面對一封Prop 65六十天通知,或者一份寫著“160 ppb”“320倍”和“永久化學物質”的起訴狀,企業既不能假裝沒有風險,也不必先接受對方給出的結論。

先問清楚:檢測了什麼,單位能不能比較,暴露是否達到法律標準,警示義務從哪裡產生。

這些問題,往往決定了案件真正的價值。

本文作者鄧宏昌律師在此前執業期間擔任本案被告方主辦律師。

鄧宏昌,LawMay P.C.(美國路邁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美國加州執業。

本文基於公開法庭記錄撰寫,不構成法律意見。

關於作者 / About the Authors

Richard Deng

Partner · LawMay P.C.

鄧律師主要從事中國及美國商品及服務爭議解決,以及專利、商標、版權、商業秘密等涉外智慧財產權訴訟與無效確權業務,並辦理中美商標申請及中國專利申請。常年服務跨境工貿企業、跨境電商、電子煙行業、科技製造業等領域,為財富 500 強、國際連鎖品牌、出海科技品牌等多家中外知名企業提供常年及專項法律服務。

在跨境電商爭議領域,鄧律師專注 Schedule A 批次訴訟的被告應對,包括臨時限制令(TRO)項下的店鋪帳戶與資金解凍、通過確認不侵權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DJ)與“反向 TRO”動議爭取恢復被下架的商品連結與店鋪經營,以及亞馬遜帳戶凍結申訴、品牌備案(Brand Registry)爭議等平臺糾紛的代理。在華盛頓州西區聯邦法院,鄧律師代理多起確認不侵權之訴(DJ),取得了恢復商品上架、並禁止對方繼續投訴的“反向 TRO”與“反向初步禁令(反向 PI)”。他熟悉 Schedule A 案件高發的伊利諾州北區、佛州南區等聯邦法院的程序節奏,能在中美時差下迅速響應、把握應訴與和解的時間窗口。

在涉外電子煙與 FDA 監管領域,鄧律師為電子煙及新型菸草企業提供覆蓋確權、合規到維權的全流程代理,涵蓋行業智慧財產權維權與 337 調查、PMTA 上市前申請與 STN 狀態爭議、FDA 執法防禦(警告信、營銷拒絕令 MDO、進口扣留 Import Alert),以及美國海關(CBP)清關合規與扣押貨物申訴。

他代理的智慧財產權相關案件多次榮獲“廣東省智慧財產權行政保護典型案例”“廣東省商業秘密保護大事件”“深圳律師承辦智慧財產權十大典型案例”“深圳市侵害商業秘密典型案例”“深圳律師國際貿易、投資領域典型案例”“廣東智慧財產權保護協會年度智慧財產權推薦學習案例”等專業榮譽。

他代理的商品及服務貿易糾紛、智慧財產權等爭議解決案件涉案標的額總計達數十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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